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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的“黑手”

中山检察在线 录入时间:2018-5-8 人气:494 来源: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智
能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
模式的探索,大数据逐渐成为
当今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新
形态,其在给我们带来巨大便
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
题,其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可
以说是大数据时代的疥癣之疾,
一直难以根治,甚至呈高发态
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财产
安全。
一、呈现的突出特点
2017 年中山市检察机关受
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89 件
247 人,占诈骗犯罪案件总数的
31.6%,在防电信诈骗宣传触角
延伸到城乡各个角落,已家喻
户晓三岁小孩都清楚的态势下
还有这么高的发案率,不得不
引起足够重视。结合办理的案
件,我们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类
犯罪的案件呈现以下几个突出
特点:
(一)作案方式形式多样,
手段不断翻新。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分子通常根据被害人的不
同情况使用不同的诈骗方法,
犯罪手段也从原来的广泛言语
诈骗向选择特定目标“精准轰
炸”转变,作案成功率高。如利
用服务管理对象不敢直接验
证信息真伪的心态冒充领导行
骗,利用大龄男青年急于结婚
心理“网恋”行骗等。如犯罪嫌
疑人田某斌通过网络冒充我市
某镇领导诱骗被害人汇款;犯
罪嫌疑人张某民、刘某民二人
招聘人员假扮女性,利用QQ
和微信以和被害人建立男女朋
友关系为名诱骗被害人加盟网
上店铺并骗取费用等。
(二)犯罪分子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的产业化发展、企业化运作、跨
区域作案等特点明显,团伙犯
罪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尤为突
出,犯罪组织形式由“简单结
伙式”向“公司集团式”转变,
招揽成员公开化,犯罪团伙成
员之间层级分明、分工明确、配
合默契。如羊某道等28 人诈骗
案中,犯罪团伙分总监、约单员、
下单员、专家顾问等, “各司
其职”,通过层层设套,让被害
人支付款项。
(三)智能化趋势比较明
显,与上游犯罪紧密相连。被
害人被电信网络诈骗“套牢”,
其核心信息被犯罪分子掌握是
重要原因。犯罪分子运用大数
据手段,通过引诱特定目标群
体主动点击短信的链接或诱使
特定目标扫描带有木马病毒网
站的二维码,进而向特地目标
的手机等电子设备植入木马程
序,获取事主手机的通讯录、短
信、银行卡、支付宝等信息实施
诈骗。或者通过购买、非法侵
入有关网站盗窃个人信息等手
段获得事主的身份证号码、家
庭成员情况等核心信息。如徐
某标等3 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案中,徐某标利用公安
民警身份,通过公安部人口管
理系统获取并转卖了17人的个
人信息,该17 名被害人均遭遇
电信网络诈骗。
二、办案难点
(一)侦查取证难。由于
移动终端的普及,大家可以随
时随地上网,很多网络服务平
台也不要求实名注册和登入,
网络接入手段日新月异,这就
给收集犯罪证据及锁定犯罪嫌
疑人带来困难。此外,电信诈
骗犯罪成员一般分为核心人员、
技术支撑人员、专业拆账人员、
取款人员、关联作案人员等五
类人员,这些人员之间分工明确、
互不交叉,很难获取犯罪留下
的确凿痕迹,发现、追踪和抓
捕有很大难度。
(二)电子证据转化使用
难。首先是电子证据不易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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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和固定,在被篡改后表观上
难以察觉;其次是电子数据可
能分散在多处,数据不全面、
数据真实性无法保证等情况多
有发生;再次是存储介质多元、
专业取证难;此外是电子数据
具有一定时效性,可能无法及
时、迅速地对数据进行固定和
收集;最后是电子证据证明力
较弱,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相
关事实。
(三)定性处理难。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大部分是共同犯
罪案件,认定电信网络诈骗共
同犯罪的具体责任人时面临一
些困难,比较典型的是“中立”
的技术帮助行为是否构成帮助
犯,手机卡商、网站运营人员等
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等。此外,
实践当中由于侦查手段、技术
等原因,往往主犯不能到案,
仅能抓获一些帮助转移赃款、
取赃等参与诈骗犯罪程度较
浅的被告人,如何妥善运用证
据规则,准确认定该类人员与
诈骗的关联性,也是一大难点。
(四)追赃难。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多为跨区域、跨境犯
罪,犯罪嫌疑人诈骗钱财后通
过洗钱渠道将钱款汇至甚至
境外,还有的犯罪集团中有专
人远程操控账户资金转移,或
安排“马仔“从事现金提取工作。
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将巨额赃
款分散到多张银行卡上,追赃
难度极大。
三、解决对策
(一)创新宣教模式,提
高防骗意识。运用各类宣传工
具和载体, 广泛宣传电信网络
诈骗的常见作案手法和后果,
及时曝光典型案例,提高群众
防范意识和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同时健全网络电信诈骗举报奖
励激励机制, 将打击和防范网
络电信诈骗犯罪纳入社会综合
治理体系中来谋划与推进。
(二)完善监管机制,推
进社会共治。优化金融、电信
和互联网的监管工作机制,明
确监管人员的责任和追责程序,
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
度,提高关键网络节点的安全
防范和大数据比对能力,充分
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推进
社会共治共管。
(三)借力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强化证据收集固定能力。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查取
证过程中,证据形式多样化且
以电子证据为主,需要以信息
为导向,全力追索电子网络痕
迹。建立信息情报系统,运用
固定技术和恢复技术,全面及
时收集、提取储存于网络、手
机上的诈骗信息。针对电信诈
骗犯罪的电子证据易删除、难
提取、难固定等特点,联合电
信管理部门、银行等机构加强
对电子信息、数据的监控,发
现可疑技术服务器及时进行追
踪,可以通过IP 地址取证、数
据恢复、伪基站取证等技术手
段,并结合被害人陈述、被告人
供述、证人证言、资金流转记录、
电信网络联络记录等资料,形
成完整证据链,进而锁定犯罪
事实。
(四)优化协作配合机制,
形成司法打击合力。一是强化
区域间协作配合。电信诈骗犯
罪团伙多跨省市县甚至在境外
实施跨区域作案。要树立全国
“一盘棋”意识,形成跨区域
同步联动、整体作战合力,以便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此外还要
树立国际治理理念,加强国际
和区际司法协作,网络犯罪无
国界,互联网发展所面临的危
险是全球性的,加强互联网犯
罪的打击也是各国都需要的。
二是司法机关应强化与通信、
银行等部门的协作配合,通过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与电信、金
融等部门建立长效联系沟通机
制,定期向银行、通信部门通
报发案相关情况,加强协作,
补强侦查取证工作。三是优化
司法配合协作,统一证据认定
标准。公检法三家要协同作战,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通过司法
解释、案例指导等形式,明确电
信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确
保打击效果。具体来讲,针对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中如何认定
罪与非罪、既遂未遂、如何厘
清主从犯及认定犯罪金额等
关键问题,公检法三家应达成
共识。